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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

历史不能由单一情绪主导

多元的历史叙事是写作崖山这本书的初衷之一

毕竟写作是一件苦事

没有一点情怀驱动

很难废寝忘食

我想尽力规避

第二种叙事是南宋中心主义叙事

好看的历史应当是由多元视角构成的

但具体到南宋亡国这段历史

流行的历史叙事往往聚焦于南宋

从而遗忘了一个常识

南宋衰亡的另一面是元朝的崛起

与我而言

写作崖山最大的难点也是元始

在历史学内部

原始可能是最让从业者有隔行如隔山之感的一个朝代

但再难

再有压力

我都时刻提醒自己

既然要写崖山

写南宋亡国

怎么可以不去努力学习和探究原始呢

缺乏元朝视角的南宋衰亡史

天然就容易堕入单一叙事

我不讨厌宋朝

在某种意义上

我也算是一个宋粉

宋朝政治相对于其他地质时代的宽容与开放

令人心生向往

令我心甘情愿的牺牲部分客官

但这不等于你在思考和写作南宋衰亡史时

可以将元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他者

作为一个不想探究的毁灭方

元朝视角的难点之一

最有魅力之处可能在于

成吉思汗开创的大蒙古国与忽必烈开创的元朝

虽有其天然的历史传承

但两者远不是一回事

回到历史现场

在蒙古人内部

人们对忽必烈的汉化形向一直充满疑虑

对忽必烈建立中原王朝的努力更是不以为然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国路线

为此也引发了漫长的蒙古内战

但这与南宋衰亡史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万千重

当继位前的忽必烈在鄂州城下与贾似道缠斗时

当做了皇帝的忽必烈倾历灭宋时

来自蒙古人的军事挑战令忽必烈如坐针毡

不惜放缓灭宋大业

也要先致力于蒙古内战

没错

对忽必烈而言

蒙宋战争并不是他优先考量的

南宋更算不上是什么大敌

这是南宋亡国的重要真相之一

元与南宋从来就不是同一个体量的对手

以此而言

南宋在队员战争中的抵抗

尤其是襄樊之战中的坚韧

更加令人心生感佩

面对这样一个疆域广阔

在人类历史上都无与伦比的大国

南宋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还有那句话

过分贬低敌人

其实就是贬低自己

特别是当己方是输家的时候

这里就牵扯到我想避免的第三种叙事

奸臣和汉奸叙事

如果不考量蒙宋双方的实力差距

不去细究两宋深入机理的一些体制顾疾

而简单粗暴的将亡国罪责往所谓的奸臣和汉奸身上一推了事

那就不是什么体面的读书人了

日本学者宫崎士定曾经愤愤不平的说

那些曾为贾似道所笼络重用而最终抛弃了他的南宋大官

大多在誓源之后埋首著述

此辈往往对贾思道进行肆意谩骂

并将南宋灭亡的责任归结于其一人身上

奸臣叙事源远流长

其核心原因就是让贾似道这样的奸臣背上亡国的所有罪责

是最简便

最一与阐述

所以顾及君臣大义

最容易被传播

也最能迎合民间情绪的顾全大局之局

这似乎也是一种心理补偿

我们本来可以轻松打败外敌

但奸臣当道

以致大局糜烂

汉奸叙事也是类似的逻辑

鼓吹者沉醉于这样一种情境

内有奸臣作祟

外有汉奸横行

因此国将不国

有了这样简单畅快的叙事

一个人不懂历史细节

不知元朝为何物都没有关系

他一样可以畅谈宋蒙战士

批评奸臣误国时

还能显得他大义凛然

但是至于张洪范等人是不是符合汉奸标准

就没有人关心的

也不重要

出身河北的张洪范自生下来第一天就在蒙古之下

没有做过一天送人

他为蒙古打仗

又奸在何处呢

张红范的父亲张柔倒算是某种奸

但是他一出生就是金人

还为巾帼与蒙古打过仗

后来被俘归降蒙古

因此张柔也没有做过一天送人

和汉奸也扯不上任何关系

在奸臣和汉奸叙事的影响下

连忠臣叙事也变形了

我对南宋亡国时的那些忠臣

比如张世杰

陆秀夫

文天祥等人充满敬意

文天祥的伟大无需多言

但遗憾的是

高大全的塑造方式也让我们远离一个真实的文天祥

正如原始学者姚大力先生所言

文天祥之死

并不是出于今天许多人以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

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那种意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

然后再装模作样的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

可以有民族主义叙事

但不要单一民族叙事

可以有南宋视角叙事

但不要南宋中心主义叙事

可以有道德叙事

但不要奸臣和汉奸叙事

阅读历史

思考历史

写作历史

目的之一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充满敬畏

保持开放心态

小心翼翼为自己的每一种主张仔细论证

做好一旦有了更确切的事实

就随时推翻前见的准备

我会随时这样提醒自己

也希望用我的写作随时提醒我最敬畏的读者们

我们都希望自己生活的世界更好一点

不是吗

愿我们都宽容的看待彼此

看待我们的生活与世界

崖山之外

是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