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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

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继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

据说其中专斥联络官敏之说

四其仇敌朱棣读霸大怒说

此如之贼也

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

如何处置这位迂腐子

朱棣说

傍仙贤

悔正道

非常之罪

治可居常理也

中国有踏汝示众

抄家焚书的传统

于是他下令将朱继友押回饶州

会布政司

州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

他以示伐而搜减其家所著书贿众焚之

仍不准称儒教学

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继位

十月就迫不及待的下令

以嗜读学士谢晋为总裁

重修太祖实录

为自己祭统制造合法的依据

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纂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

暗查检视

夜底

因建文实与修实录抒靖难事多微此

朱棣将其下狱

并集其家

知府叶惠仲等也因曾与修石路

只斥靖难君臣为逆党

论死即末

但是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

总裁谢晋后羿及他事下狱

终于死在狱中

永乐九年至十六年

学士湖广祭酒壶言

学士黄淮

杨蓉等为总裁

三修太祖实录

朱棣至此才说

书籍小腹振兴

实录一再重修

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

使继统合法化

在三修实录中

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

皇比高皇后嫡子

多次暗示朱元璋曾经主意于朱棣

这种有意作伪

不仅指实录不识名人

王世珍说读垒朝石录可据者十六七

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

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皇帝的喜怒

同时朱棣对有关见闻的史籍一概尽毁

于己不利者

虽片之不留

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闻己者也作死

再加上党禁言迫

人人自危

凡系诸臣手记及零星片渣

西头火中唯恐告捷

搜捕种之故其事实无遗存

胶原残室尽复

皆灰头白汗青邀如西梦

给后世致食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

两百年后

行人高攀龙说

朱元璋令学者非联络关敏之学不讲

朱棣一张而大治

迄今两百余年以来

杨旭所教

治科所取

一秉于世

暴力统治加上思想牢笼

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家奴之外

别无出路

有名一代

没有突出的文化成就

就是那些入室高官者

在皇帝的淫威面前

不过狗日而已

然而朱棣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

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

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

是他亲手编纂的圣学新法

他修文敬武

灭鲁迁都

终其身不敢自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前文已说过

圣学新法成书于永乐七年二月

是一部帝王教科书

其实朱棣即将巡视北京

遂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世一书曰

古人治天下

皆有其道

虽生之之圣

一资学问由唐

汉至宋

其间圣贤名训

巨著经传

秦汉以下

教太子者多以深寒

行名术者

皆非正道

真见阴闲暇

采圣贤之言

若执中见吉之类

切于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者

今以成书

卿等士观之

有谓善

更为朕言

胡广等对对对编览毕

奏曰

帝王道德之要

备在此书

已予点墨殉告

并传万世

请刊印以赐

朱棣曰 然

遂名曰圣学新法

命司礼坚刊印

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

朱棣最称许唐太宗

称其世公而追墓之

他曾说

若唐文皇帝倡议境难定天下

于一公还甲胄

至吕洪堂而登吉瑞

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

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

做地犯十二编以训其子

因赤公产政之道在其中

想其所言

虽未抵于精易

直中之运要皆切实著名

使其子孙能守之

亦可保为治

终无归门藩镇之祸

因此也可以说

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地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

朱棣还说

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

故所闻者不悦乎

六经圣贤之道

舍事则无以为教

上合舍哉

故于己物之系

采古圣贤家言

编为史书

因而这本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

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

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

特别是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

更是夫子四道

朱棣说

不观武言

则无以观武之用心

不知武之用心

则不能愧圣贤之捆傲

非欲其法于五言食

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

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